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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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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的楷模 |
| 刘玉珊 王贵书 杨风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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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大学校园的北洋广场上,矗立着张太雷同志的半身铜像。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就毕业于这所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斗转星移,时代变迁,然而张太雷的精神却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身上发扬光大。1997年6月17日是张太雷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深切缅怀张太雷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以及他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不朽贡献,对于激励广大青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太雷1915年考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主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6月,他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张太雷长期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担任联络和领导工作,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积极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党为挽救革命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他是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八七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历任团中央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和南方局书记。1927年,他任广州起义总指挥,在指挥起义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太雷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青年学习的楷模。
爱国——伟大人生的基石
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张太雷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牢固根基,培养并树立了高尚的爱国情操。
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贫穷困苦的小职员家庭。三岁时,随父亲背井离乡到江西安源煤矿谋生。八岁时,父亲患病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又回到常州,靠为人帮佣度日。安源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及上小学时经常见到的运河两岸衣衫褴褛的农民的痛苦遭遇,在张太雷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爱民的种子。他痛恨黑暗的旧社会,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在中学时,张太雷与好友瞿秋白经常利用假日一起切磋学问,议论国事,阅读描写英雄人物的历史读物。岳飞在常州一带抗金的故事、常州籍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抗倭的故事以及太平天国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少年时代的张太雷,在他的心中燃起了爱国主义的火焰。他曾取字“长铗”,表明他胸怀大志,以战国的冯自期,持一柄利剑,剌向黑暗的旧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太雷已经进入了常州府中学堂,他对孙中山宣传的三民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极为赞同。他和瞿秋白等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带头剪掉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并上街进行革命宣传。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张太雷积极参加了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斗争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他激愤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表现了一个进步青年始终站在时代前面的勇气和胆量。
张太雷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孜孜不倦地追求。“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是他学生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中学时,他喜欢数学和英文,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为同学所仰慕。他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还学习过法制、经济、外交和道德;接受过国文方面的系统教育,阅读过许多国内外有影响的著作。考入北洋大学后,他深知业精于勤,课余时间经常出入图书馆或与同学一起切磋学业,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同时,他还酷爱体育运动,是一位身体强壮、精力旺盛、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本来,张太雷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家人和亲友一心盼望他升官发财,显亲扬名。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心目中的最佳价值取向和努力追求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学时代,“他一开始便贪婪地扑向一般文化课程”,进入大学以后,还一度想毕业后通过文官考试到上海当律师,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却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在北洋大学上学期间,京、津地区广大青年学生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给年轻的张太雷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也为他提供了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政治舞台。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秘密签订陆军和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遭到日本政府镇压。京、津学生发起示威请愿运动,并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作为天津学生代表之一,与北京学生救国会代表许德珩等加强联系,积极配合,开展斗争。
1919年2月,张太雷不顾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在北洋大学成立了中国大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社会改造社,其宗旨是变革黑暗的旧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有科学文化的新中国。
1919年,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致电北京大学,对北大及北京各校的爱国行动“极表赞同”。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拒签和约。在五四运动中,北洋大学共组织了44个讲演团,先后到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等地工厂、农村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和卖国贼的卖国行径,坚持宣传工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据天津《益世报》报道,张太雷和同学组成的第二讲演团于6月1日赴塘沽讲演。他们一天讲演六次,每次听众达数百人,“闻者无不点头称是”,张太雷等离开后,群众仍然“相聚不散,似恨时间短促,不能尽所欲闻”。在五四运动中,张太雷多次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参加京、津地区的示威、请愿、谈判和营救被捕同学等活动,英勇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和周恩来、于方舟等一起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骨干。
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也是张太雷在十月革命后成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起点。
走历史必由之路
1917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问题。当时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所订的100多种中西报刊,如饥似渴地搜寻、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新思潮。他曾认真研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张太雷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正是在北洋大学这段学习生活,“最有力地从他的意识里清除了伪善的传教士们灌输给他的那一套经院哲学,同时也促使他开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此期间,张太雷常利用自修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曾精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初步了解了俄国革命的真谛。在十月革命和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太雷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坚定地表示:“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至此,张太雷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条历史必由之路。
从思想上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到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中间还有一段很艰苦的过程,这就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要确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第一必须自觉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一切旧思想、旧观念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第二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立场移到工农大众方面来。这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张太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在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并把当时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引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都留下了这条历史必由之路的深深印迹。张太雷曾信过耶稣,也曾接受过西方传教士灌输的经院哲学。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发觉了自己原来接受的这些东西的欺骗性,毅然将其抛弃。一发现有传教士在妄加宣传,他便痛加驳斥。1920年,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创始人罗素来华讲学,许多人把罗素的思想当作新思潮大加渲染。然而,在一次关于罗素思想的公开辩论会上,年轻的张太雷面对众多的论敌,勇敢地登台批驳罗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当时,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很难分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为此,张太雷指出,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引向正确的道路,不能推给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不久,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的命令,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整顿,并在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致力于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中国青年。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张太雷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到了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他更加自觉地深入工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6月,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成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在李大钊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建党建团工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往返于京、津、唐之间,调查工人状况,启发工人觉悟,创建党团组织。他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在他起草的团章中特别强调团的基本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因此被当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称赞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他专门创办了面向工人的报纸《来报》(《来报》即英文“劳动”的谐音),通过这张报纸,向工农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刊登反映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深受工农欢迎;1920年12月,张太雷、邓中夏等人受李大钊委派,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张太雷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厂劳动,与工人交朋友。从此,建立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间的经常直接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它的物质力量;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在斗争中与工农站在一起。他曾参与领导了1924年7?月的广州沙面大罢工、1925年6月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了1927年12月伟大的广州起义。
张太雷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过程中,在与旧思想、旧观念、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中,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意识,确立了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总结自己的成长过程,总结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把中国一代青年引上革命道路的丰富经验,1924年7月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学生》,揭示了中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正确途径。这就是:
第一,要扫除学生的旧观念。“凡成为一个革命党,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旧社会观念。”要在清除旧思想的前提下,“给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使他们知道世界是整个的进步的”。
第二,要扫除学生的个人主义思想。一些青年虽然能脱离旧观念,“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仍旧不能走到革命的一方面来,虽然他们有革命的热忱,然事与愿违”。应当让青年学生懂得,社会改革和人类的进步,光靠个人是不行的,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
第三,要给青年学生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在帮助青年扫除旧观念和个人主义以后,就要逐步给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张太雷还特别强调,要“以各种他们能见得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
第四,要引导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我们领导他们做国民运动。要使他们知道,没有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指示给他们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的责任”。
上述四条途径,是张太雷和当时的一代青年所走过的历史必由之路。
同时也是今天一代跨时代的大学生所要走的历史必由之路。
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毕业于著名大学的张太雷,抛弃升官发财的道路,走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征程,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处处闪烁出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伟大精神。
张太雷在任何时候都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从事过建党建团、国际活动、青年运动、统一战线、党的宣传以及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无论党需要他从事哪项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全身心地投入,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1921年初,正当他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奔忙的时候,李大钊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临行前他致函妻子陆静华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他在不能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说要到“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他出国前,未经领取护照手续,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秘密乔装通过边境。他回国后,根据党的指示,不管是从事青年团的整顿工作还是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出色完成。
张太雷不但立志于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还用较多的精力从事远东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运动。他参与筹备了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并在大会上致祝词,同时,还在大会上作了《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他结识了片山潜、胡志明等日本和越南的革命者,与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友谊。为与美、日帝国主义操纵的华盛顿会议相抗衡,他参与筹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亲自为大会起草了宣言。他还专程去日本动员日本的革命者参加会议并支持他们筹建日本共产党。之后张太雷与德田球一等六位日本革命者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从长崎转道上海,然后赴伊尔库茨克。“张太雷的卓越才能和他那组织家和实干家的天才,在这一次又得到了施展和发挥。”此后,他又多方动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参加这次大会,使中国成为参加大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张太雷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起来有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1925年春,张太雷到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广东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他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和鲍罗廷每天既要和国民党军政首脑进行会谈,又要经常外出讲演。他还领导一个翻译室,翻译当日各地报纸的重要军政消息,供鲍罗廷参考。同时他还主编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他经常在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和时事报告,撰写文章反击蒋介石等国民党新老右派的篡党夺权活动。这为巩固统一战线,号召党员和革命群众起来警惕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大家公认的“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张太雷忘我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同志们的交口称赞。他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农讲所的毛泽东同志、黄埔军校的周恩来同志被广州的同志们誉为“四个特别忙的人”。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张太雷总是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多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为挽救中国革命而英勇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地区的局势也十分危急,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了经济封锁,加上军阀叛变,土匪横行,谣言四起,随时都有爆发重大事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临危受命,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局势越紧张,他的态度越镇静。他在武昌胭脂山啸楼巷二号省委所在地从容不迫地处理着各项工作,同时严厉批评所谓“工农运动过火”等各种错误观点,主张组织起来反抗反革命的进攻。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张太雷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面对大革命失败和严重的白色恐怖,张太雷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丧失丝毫的锐气,他对叛徒们切齿痛恨,对革命仍是满怀信心。为了挽救革命,临时政治局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召集党的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张太雷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会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取道香港先到潮汕前线向南昌起义部队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解决了前线部队的许多实际问题。之后作为党的南方局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上他总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持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指出要坚决勇敢地举起工农革命的大旗,与土豪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1927年他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又一次挑起革命重担,领导广州武装起义。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仅三个小时,起义就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兼人民陆海军委员。12日中午他在主持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后,乘车赶往大北门去指挥阻击敌人反扑的战斗,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
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醒世惊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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