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合订本《向导》刊登了《张太雷文集》中未收入的（高）君宇、春默（木）的合写文章：《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为了群众利益的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该文分为：《绪言：印度的自由》；第一节：政治方面；第二节：经济方面，第三节：社会方面；第四节：教育、文化及宗教；第五节：武装和国际关系。文章最后谈到写该文有两层意思：第一：“要将革命的意义更显亮的摆在我们面前。第二，供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

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九卷5号）刊登了张椿年（即张太雷）译的共产国际的文章：《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

1925年10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特别训练班上的讲演》（张太雷口译，罗君强记录）

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鲍罗廷在武汉市民庆祝中国国民党部、国民政府北迁大会上的演讲》（张太雷口译）

1927年1月8日、1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鲍罗廷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张太雷口译）《一位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切列潘诺夫中将。《札记》中，作者谈到他与中共许多创始人、领导人都很熟稔，同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的革命家也很熟悉。他怀着特别的爱戴和热情之心，缅怀那些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中共革命家，其中特别提到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叶挺、肖楚女等人。《札记》尤为称颂了鲍罗廷，说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他都视其为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直到他来华效力于中国革命的前一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忠于自己的国际义务的，都是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的，为了中国革命，我们都在准备牺牲生命。“书中尤其突显了张太雷和鲍罗廷的关系，他说：“1927年牺牲于广州公社的日子里的张太雷，是鲍罗廷最亲密的助手和至可信赖的合作者。”

根据法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记载：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五大”时，中国与会代表团的成员是由李大钊、张太雷、彭述之、刘清扬（陈独秀指定的）和邓培组成的，张太雷任秘书和翻译。此说与其他说法颇不同。维什尼雅柯娃阿克什莫娃（鲍罗廷办公室同室译员）回忆说：“鲍罗廷同中共中央侯补委员张太雷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从1925年起，他就被派到鲍罗廷那里当助手，从那时侯起，他们就形影不离，甚至还住在一个屋子里。鲍罗廷的发言，他只相信张太雷的翻译，同他一起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在鲍罗廷同国民政府成员会晤时，他就邀请张去。张太雷是鲍罗廷的秘书、顾问（参议）和个人翻译。“他们在年龄上有差异，但他们十分互相爱戴对方。鲍罗廷的家人对待张太雷就象对待亲近的亲人一样。张太雷年轻、魁伟、蓄有一头往后梳的长发，他用聪慧、坚毅的目光，勇敢地直视着交谈者，微笑时常常露出宽大的皓齿，生活上穿着十分简朴，通常穿一件浅灰色的中国长衫-----同鲍罗廷一起工作要求他花去好多时间，张太雷总会挤出时间（伺机）还要主管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的宣传部的工作，编辑《人民周刊》杂志，经常还要进行大量党的工作。张太雷坐在一张简单的未油漆过的桌子旁工作，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报纸和印有大方格的中国毛边纸手稿。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正方形的中国床，上面铺着一床雪白的床单。当你走进来的时候，总见他埋头于工作之中。”（《在革命中国的二年（1925-1927）》莫斯科1965年版，第255-256页。）

孙中山委派的蒋介石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苏，张太雷也是成员之一，并兼翻译。在苏期间，他参加了多次会见，他对共产国际一位同仁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次孙逸仙代表团访苏之行和他所得到的忠告对于国民党具有重大意义。他说：“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巨大的政治工作使代表团成员确信，在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政治准备工作。”（参阅卡尔图诺娃：《布留赫尔1924-1927年在中国》，莫斯科1970年版，第13-20页）。蒋介石在回国后却反对孙中山的政府同苏联亲近，他确信，苏联存有所谓侵略的意图。作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张太雷在自己给孙中山的报告中却支持同苏友好的方针——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柱。（参阅卡皮查：《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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